自从见到他的第一个星期日起，他的模样总能让我联想起斗牛场里的骡子：白色吊裤带上缝着金钱，每根手指都戴着镶有彩色宝石的戒指，还有缀在衣服边上丁当作响的铃铛。

他站在达里安圣·马利亚船坞边的一张桌子上，脚边堆满了装着各式特效药的长颈瓶。这些药是他自制的。他沿加勒比海走井穿巷，扯着破嗓门吆喝着兜售。只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并没有急着卖那些乌七八糟的印第安药，而是让人给他弄条真蛇来，好让他在自个儿身上演示一种他发明的解毒药的功效。

这药包治百病。女士们，先生们，不管被什么蜈蚣、塔兰图拉毒蜘蛛，还是任何有毒的动物咬伤，它都能治。

有个人似乎对他说一不二的劲头颇感兴趣，从不知什么地方搞来一条号称“灌木王”的最毒的蛇（此蛇以喷出的毒气置人于死地），装在瓶子里给了他。他急不可耐地拔去瓶塞，弄得我们都以为他想吃了那条蛇。可那生灵一觉出自己获得了自由，呼的蹿出瓶子，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就逃之夭夭，丝毫不理会他刚才的滔滔口才。那小个子药商还未来得及吞下他的解毒药，马上跌倒在人群中，满地打滚，他那高大的身躯越缩越小，似乎里面空空如也，却咧着满口金牙一直笑个不停。

喧哗声惊动了一艘担负友好亲善使命的北方巡洋舰，它已在港口停泊了整整２０年。该舰宣布实行检疫隔离，以免蛇毒被带上船。还有那些过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的人们也手持神圣的棕榈枝从教堂涌出来，因为谁也不想错过这个场面：那个中了毒的人，已开始呼着垂死的气；他的身体变成先前两倍那么大，冒出的胆汁在嘴边泛起泡沫，全身的毛孔都喘着气，可他还在拼命地大笑，笑得全身上下的铃铛丁当作响。他的身子肿得老大，绷断了他护腿上的带子，衣服也被撑脱了线；他的手指由于戒指的重压变得发紫，全身变成那种浸泡在盐水中的鹿肉的颜色，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

无论谁，只要看见过被蛇咬伤的人，都明白他正在全身溃烂，直到命归黄泉。那时他会皱曲成一团，人们只得用铲子把他铲进麻袋里；但是人们还是认为他即使变成一具空壳，仍会笑个不停。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来到甲板上，用变焦镜头拍下了他的彩照；而那些从教堂里奔出来的妇女却用一条毯子盖住了这个垂死的人，还把神圣的棕榈枝置于他的头顶，以此来阻止士兵们拍照。她们中的一些人是不想让士兵们手中那些基督复活论者的仪器玷污了尸体，另一些人是因为不敢继续看着那个准备大笑着死去的偶像崇拜者，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样做至少可以使他的灵魂不致染上蛇毒。

所有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推开棕榈枝。他虽然还有点头昏眼花，没能完全从刚才的噩梦中恢复过来，却在没任何人的帮助下将桌子扶正，像一只螃蟹，重新爬了上去，又开始吆喝起来，宣称他的解毒药其实是上帝放在瓶子里的手——就像我们刚才亲眼所见——却只卖两个卡提罗，因为他发明这种药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全人类造福。

他刚说完那句话便喊道：“女士们，先生们，我只请求你们别挤，人人都会有的。”……

人们当然要挤，而且挤得有道理，因为最后药不够了。甚至连那艘巡洋舰的舰队司令也买了一瓶，因为卖药人告诉他，即使中了无政府主义者带毒的子弹，这药也能治。

水手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拍下他站在桌子上的照片——刚才他的死状未能拍下——他们还要他在照片上签名，直签得他手臂痉挛扭曲。

夜幕就要降临了，只有我们几个最茫然的人还留在港口。这时，他用眼睛打量起我们，想找一个看上去傻乎乎的人帮他收拾那些瓶子。

很自然的，他一眼选中了我。那眼神仿佛命中注定似的，不仅事关他，而且与他休戚相连；虽然那是一个多世纪前的事，可我们都记得那么清楚，似乎它就发生在上个星期日。

接下来我们把他那个流动药房放进那只装饰着紫色布带的箱子，它看上去更像一副学者的灵柩。

就在那会儿，他显然在我身上发现了一些他先前未曾注意到的灵气，因为他阴沉着脸，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个孤儿，只是父亲还在世。于是他大笑，笑得比刚才中毒时还要响。

他又问我靠什么维持生活，我回答说除了活着我什么也不干，因为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值得我去做。

他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又问我这个世界上哪种学问我最想学，那一回我毫不戏谑地说了大实话：我想做个算命先生。

他不笑了，边想边说出了声：“你想做算命先生不需要学什么，因为你已有了最可靠的法宝，就是你那张傻乎乎的脸蛋。”

那天晚上，他和我父亲谈了谈，用一个里亚尔、两个卡提罗和一副能预言通奸的纸牌将我永久地买了下来。

这就是布莱克曼——坏蛋布莱克曼，因为我才是好人布莱克曼。他能使一个天文学家相信二月份不过是一群看不见的大象罢了。当时来运转时，他会变成一个城府很深的残忍的家伙。在他最荣耀的那段时日，他的工作是为死去的总督们的尸体涂上香油防腐。据说他能使那些总督的脸看上去威严无比，在他们死后仍然能统治好多年，甚至比他们在世时还统治有方。这样，谁也不敢把那些总督的遗体掩埋掉，直到他把他们又恢复成死人模样。可是他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