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涵 文丰 行歌 译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０日，对洛杉矶大学医院神经精神病学研究部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神经精神病学学者、神经精神病科医生和电脑专家们共同创造了一项神经精神医学和电脑科学结合的奇迹：首次在病人头部植入两组４０个电极，以治疗患者的急性抑制机能障碍病——一种病人周期性失去对暴力行为抑制的器质性疾病。第二天通过鉴定，证实电极已在患者肩部被植入的微型电脑的控制下发挥作用，准确探测出大脑中癫痫发作的区域，并发出5秒的电击加以成功抑制。

整个神经精神病科都欣喜若狂。研究部助理教授兼外科医生埃利斯和他的助手莫里斯是这历时１小时２０分钟手术的主刀者，他俩倍感欣慰；那对电脑奇才——杰哈德和李察喜形于色，因为那台只有邮票大的微型电脑，就是他俩的杰作；至于研究部主任麦弗森更是得意洋洋，踌躇满志，是他坚持进行并具体领导了这次划时代的手术的，这为他一个宏大研究规划开了个好头。他频频举杯向大家祝贺，把欢乐气氛推向**。

唯独珍妮——神经精神病科主诊医生，显得郁郁寡欢，甚至忧心忡忡。她当然为手术初步成功而感欣慰——被植入的患者本森就是她的病人。但她始终认为，电极抑制虽能改善器质方面的神经状况，却不能对病人精神疾病产生任何治疗作用，甚至会导致恶化，因此她对手术一直坚持反对立场。手术时她一直守在本森床前，她觉得这位大脑因车祸受损，曾试图杀害两人的电脑专家十分可怜。她曾多次与本森交谈，发现他虽然古怪、执拗——他坚持认为电脑的发展最后会毁灭人类自身，却很善良，甚至有时显得天真幼稚。

珍妮看见躺在床上的本森双目紧闭、脸色惨白的样子，心里就难过。本森脑中被植入了四十个电极，肩上被植入了一台电脑，连接两者的一束细导线被绷带紧缠在颈部——这使他模样怪异而滑稽。

事实上，珍妮没有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她在特别要求麦弗森一定要签署给本森定时服用大剂量镇静剂的处方后，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医院。

埃利斯坐在七一○房间的角落里，看着五六个技术人员围在床前忙碌。其中有两人来自放射实验室，正在检查放射装置，一个化验室的女孩正在采血液样本，以测定类固醇浓度，脑电图技术员在重新设置监测器，而杰哈德和李察也在最后察看经过界定的电路。

在这一番忙乱中，本森一动不动地躺着，呼吸轻松，两眼望着天花板，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那些挪动他胳膊或被子的人。

一会儿，本森才动了动。“我累了。”他说道，目光移向埃利斯。

埃利斯说道：“你们差不多可以歇歇了，兄弟们？”

在场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房间，只剩下了埃利斯和本森。

“你想睡觉了吗？”埃利斯问。

“我觉得自己像台该死的机器，就像一辆汽车，开进了一家设备齐全的修理站。我觉得自己正在被修理。”本森开始发怒了。埃利斯感觉自己紧张起来，想叫护士和警卫来制止本森的发作，但他仍坐在那儿没动。

“那并不是真的。”埃利斯安慰他说。接着观察床头的监视器，见脑电波呈现不规则状，显然一次发作正在形成。

本森用鼻子嗅着空气。“那是什么气味？”他说，“那么难闻……”

在床头一盏标示着“电击”的红色监视灯闪了起来。在此后五秒钟里，脑电波跳动不止，乱成一团。与此同时，本森的瞳孔开始放大了。过了一会儿，脑电波开始平稳，本森的瞳孔也回复到平常的状态。

这时，本森扭过头，看着窗外的夕阳。“你瞧，”他恢复了平静的语调，“今天天气真好，不是么？”

晚上十一时，珍妮回到了医院。她刚和一个病理科住院医生看了一场电影，没有立即开车回家，而是上楼来到了神经精神病科。她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如她所料，杰哈德和李察正在计算中心潜心研究电脑输出的资料。她走进房间，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她问。

杰哈德在控制台上按了几个键，电脑开始输出一长串数字和文字。“这是从今天下午一时十二分起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检查结果。”

“从这些资料我什么都看不出来。”珍妮皱着眉说，“看上去他不时地睡上一会儿，还接受了几次电击，但是……”她摇了摇头，“还有没有其它的显示方式？”

就在她说话的时候，电脑输出了另一段报告，把它加在那一连串数字与文字的后面，１１：１２ 正常状态。

“我给你看一份图表。”杰哈德说。他输入了清理屏幕指令，过了一会儿，屏幕上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方格图，并显示出闪动的光点。

“见鬼！”她看着图形说。

“怎么了？”杰哈德问。

“他受到电击的次数愈来愈频繁。最初在很长时间里，他并没有受到电击，然后大约每两小时一次电击，现在看上去已经一小时一次了。”

“那又怎么样？”杰哈德问道。

“这很清楚地说明了某种很特别的现象，”她说，“我们知道本森的大脑会和电脑相互作用，不是吗？”

“是的……”

“这种相互作用将会是一种认知过程，就好像一个小孩拿着点心盒，如果他每次伸手去取点心时，你就打他的手，很快地他便不会再那么频繁地伸手取点心了。现在，”她说，“这是一种否定式的强化。如果这个小孩心理正常，最终他将完全停止伸手